生育率低到底是谁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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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成本高晚婚趋势明显

近年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各地相继推出产假延长、生育奖等二孩鼓励政策，各领域专家也纷纷支招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快速增长的老龄化和逐年走低的出生率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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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学课堂建造师

近年来，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各地相继推出产假延长、生育奖等二孩鼓励政策，各领域专家也纷纷支招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快速增长的老龄化和逐年走低的出生率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到，近20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体呈下滑趋势。1997年，我国人口增长率约为10.06%，随后的4年间，增长率按逐年下降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走低；2004年至2008年，我国人口增长率进入一个平台期，基本维持在5%以上；2009年至2013年，增加率基本保持在4.5%至5.0%区间内；2016年，受上一年提出的“全民二孩”政策影响，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爆发，当年人口增长率达5.86%，直追10年前。但好景不长，2017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再次进入下降通道，跌至5.32%。

具体到地方，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2017年人口出生率数据，沿海大省山东牢牢占据榜首，出生率为千分之17.54；西藏、新疆、广西和福建紧随其后，出生率均在千分之15以上，这几个省份少数民族居多，受生育政策影响有限，人口出生率较高也在情理之中。生育率排名靠后的省份中，东三省包揽了前三名，黑龙江、辽宁、吉林2017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千分之6.22、6.49和6.76，远低于国家平均值。

生育率持续走低，各地出台的二孩鼓励政策也未见明显效益，各领域专家提出的政策建议还频频遭怼。提高生育率难不成成了一道无法攻克的题目？

其实不然，“人口”虽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的概念，而“人”却是有血有肉的。各路专家们提出的诸如“对丁克征税”、“设立生育基金”等建议，动不动就把人工具化、理想化，缺乏了对生存权利最起码的尊重，自然得不到采纳。

生育成本高

前一阵，“数据宝”给各地、各阶段生育情况算了一笔账。怀孕到出生阶段，包括生产、产检、营养、护理等费用总花销在2.5万元-32万元不等；婴幼儿阶段花费约在5.54万元左右……按照保守标准算，从怀孕到孩子大学毕业，一个家庭在经济上至少要支出62.7万元左右。当然这是在物价不涨得离谱，不通货膨胀的前提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项消费并未将住房成本这项“隐形成本”计算在内。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的父母们为了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不惜花重金买下天价学区房；外加我国不少地方盛行的婚嫁风俗，房子成了嫁娶“必需品”。如此算下来，生育成本高了数倍不止。

晚婚趋势明显

除了高生育成本，与生育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指标——结婚率也在不断下降。近日，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称，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2017年共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63.1万对，比上年下降7.0％。自2014年以来，中国结婚率连续四年出现下降情况。2017年的结婚率，只有2013年的77%左右。

《公报》中还有这样一段表述：“2017年，25-29岁办理结婚登记占结婚总人口比重最大，占36.9%。” 而这一年龄段人群出生于1988-1992年之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整体出生率从1988年的22.37‰逐步至下降1992年的18.24‰ 可以看到，适龄生育的人口逐年减少，那么有条件结婚的人口自然也会跟着减少。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12年之前，中国新婚夫妇的主力军，其实是20-24岁区间段内的人群。2013年这一年，25-29岁年龄区间的人群实现了对20-24岁年龄段人群的“反超”，贡献了最多的新婚夫妇。

生育率的逐步走低和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必会导致“人口红利期”过早结束。目前看来，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制定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显得比较迫切。

低生育率到底代表着什么

人口惯性增长阶段渐趋尾声

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且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随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对我国而言，人口负增长将会是个标志性事件。在人口负增长后，不用很久我们就会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接棒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

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低于2.1；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总和生育率仅有1.18；

而去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

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映，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

近年来，我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一旦总人口启动负增长就难以回头，人口和生育政策的调整也将收效甚微。

何为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的英文是Total Fertility Rate（简称TFR），是指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生育年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也就是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数。这是一个合成指标，数值低于2.1为低生育水平，即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

计算某地区该年的总和生育率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把该年地区内所有年龄别的生育率相加，即15~49岁妇女（育龄妇女）各个年龄的生育率求和，所得数除以用来计算育龄妇女人数的单位，就能得到总和生育率数值。

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把15~49岁妇女按五年一组的年龄段进行统计（即15-19岁，20-24岁……40-44岁，45-49岁分别为一组），把每组的年龄别生育率相加，乘以5，把所得到的数再除以用来计算育龄妇女人数的单位，也能得到总和生育率数值。

在现代社会中，生育率达到2.1，则称为达到更替水平，也就是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人口数量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间，我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月11日称，“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和‘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

如果生育率低于1.5，则是跌破警戒线——因为生育率一旦跌到1.5以下，就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很难再回升。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表示，从调查情况来看，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这就意味着从生育意愿上看，妇女愿意生1.8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只生育了1.3个，中间有0.5个生育意愿还没有很好释放出来。如果我们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解除育龄人群的生育顾虑，那么这部分生育意愿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低生育率的全球化

“低生育率陷阱”概念是于2005年一位奥地利学者鲁茨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鲁茨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与经济学机制。

人口学机制认为，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会使得未来育龄妇女不断减少，进而导致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进入恶性循环。

社会学机制认为，父辈的理想和实际孩子数会通过家庭社会化的机制传递给子辈，由此导致子辈的理想孩子数也减少，进而形成出生人数恶性下降。

经济学机制认为，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悲观的经济前景和较低的预期收入，与年轻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被广告刺激较高，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了年轻人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数量。

国际学术界将一般把低于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的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

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称为“很低生育率”；

低于1.3时称为“极低生育率”。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人口更替已经到了“很低生育率”档位，被困于“低生育率陷阱”。

因此，如何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也大多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但具体效果却也各不相同。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在进入“陷阱”之后，又爬出来了，有的国家在经过挣扎出来之后，又重新陷进去。